一九六二年冬天，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，已经五十六岁的爱新觉罗·溥仪躺在病床上，身边守着的是比他小十九岁的妻子李淑贤。护士小声劝她去休息一会儿，李淑贤摆摆手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等他睡踏实了再说。”灯光昏黄，病房很安静，可一生跌宕的往事，在这个末代皇帝心里却从未真正平静下来。
很多年以前，他还是端坐在龙椅上的“小皇帝”；再往后，他成了关在紫禁城里的“闲人”、日本人扶植的“伪满洲国皇帝”、战犯管理所里的“改造对象”，最后又成为一名普通公民。身份一次次改写，身边的女人也在不断更替。老照片留下的，不光是几张被时代冲刷过的面孔，还有一个封建王朝余波未平时，几代女人各自的命运轨迹。
这些女人究竟美在哪里？老照片里看的是容貌，史料中读到的却是气节、教养、性格和选择。把几个人生拼在一起，几乎可以把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段风云变化串成一条线。
一、从凤冠霞帔到鸦片余烟：婉容的“美”是怎样被磨碎的
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婉容，是在一张端坐合影的老照片里。头戴凤冠，身着大红龙凤褂，神情略显拘谨。那是一九二二年，醇王府里正办着后朝最后一场帝后大婚，十八岁的溥仪迎来了他十六岁的皇后。
婉容出身于镶黄旗瓜尔佳氏，是标准的满洲旧贵族闺秀。晚清末年，这类人家的女孩，读书、学英文、弹钢琴已不算稀奇。婉容从小受的是中西合璧的教育，能写一笔不俗的小楷，也能朗读英文文章。据同时代人的回忆，她说话不急不慢，举止绰约，还略带一点现代女孩的活泼。
看老照片，年轻时的婉容，五官并不惊艳到“倾国倾城”那种程度，却十分耐看。眼睛不大，却很有神，脸型偏长，下巴微尖，笑起来带着点含蓄。那个年代的审美并不追求今天常见的“锥子脸、大眼睛”，更重视的是端庄、体面和气质，从这一点看，她的条件相当不错。
然而，命运几乎在她穿上凤冠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埋下了苦涩伏笔。按照清制，她是堂堂皇后，可真正的生活空间，却是一座空空荡荡的紫禁城。溥仪虽仍被尊为“宣统皇帝”，实际上早在一九一二年就已逊位。表面上金碧辉煌，实则是一个被共和新政时代抛在后面的小王朝余影。
一九二四年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溥仪被逐出宫禁，紫禁城大门紧闭。对婉容来说，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“流放”。从皇后到流亡者，她要面对的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变迁，还有那一套已经站不住脚的“皇后规范”。她既被要求遵守三从四德，又目睹外面新式女性走上街头，剪短发、穿旗袍、去学校、进机关，内心的撕扯可想而知。
有意思的是，早年相处的一段时间里，婉容其实对溥仪是有感情的，有同辈人回忆，两人起初相处尚算和谐，还会一起看书、学外语。但溥仪的性格偏内向、敏感，既传统又摇摆不定，对婚姻缺乏真正投入。加上宫中礼法森严、后妃等级复杂，夫妻之间的自然感情很难滋长。
真正把这段关系拖入深渊的，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发生的一连串大事。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扶植溥仪出任“伪满洲国执政”，一九三四年改称“皇帝”。表面看，他又戴上了皇冠；另一方面，这也意味着彻底脱离故土、附庸于日本军国主义的轨道。婉容随其移居长春（伪都新京），身边多了更多日本顾问、侍从，日常生活完全受到监控。
在那样高压、封闭又充满屈辱感的环境中，婉容的心理防线一段段塌陷。她原本就不是一个精于权谋的女人，更适合安静读书、弹琴写字。现实偏偏要她面对政治、应付人情、承受外界眼光。加上溥仪身边后来又有其他妃嫔，原本寄托在婚姻里的情感期待，彻底破了。
大约在三十年代中后期，婉容开始吸食鸦片。起初是为了缓解失眠与精神焦虑，后来则一发不可收拾。老照片中后期的她，眉眼间多了几分萎靡，身形日益消瘦，早年温婉的神态，已经难以寻觅。不得不说，这是时代与个人双重夹击下，一位才貌女子的崩塌过程。
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，伪满洲国土崩瓦解。婉容在仓惶中被带往通化一带，辗转间病情加重，最终在一九四六年冬天死于东北偏僻山区的小屋，据多方资料推测，年仅四十岁。一个曾经头戴凤冠的皇后，最后连块完整墓碑都没有留下，这样的落差，足够让人唏嘘很久。
二、“敢和皇帝离婚”的女人：文绣的美，在于转身离开的勇气
如果问溥仪的几位妻子中，谁最“出圈”？不少人会提到文绣。并不是因为她长得有多惊人，而是因为她做了一件在当时极具震撼力的事——公开向皇帝提出离婚，而且成功了。
文绣出生于一九〇九年，满族他他拉氏，比溥仪小三岁。她进入宫中时不过十三四岁，身份是“淑妃”，地位在皇后婉容之下。从相貌上说，她长相清秀，属于柔和型，五官没有那么立体，却十分耐看。照片中的她，往往一脸平静，眉目间有一股倔劲儿，并非那种完全顺从、唯唯诺诺的神情。
说到底，她的最大“亮点”，不在面容，而在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。长时间的宫廷生活，让她看清楚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位置——没有太多感情、没有平等对话，只是礼制和政治安排下的“附属品”。
一九二四年被逐出紫禁城后，溥仪、婉容和文绣在天津寓居。新旧交替的海河之畔，西式洋楼与旧时王府比邻而立，街上来来往往的是穿长袍的旧绅士和穿短裙的女学生。外界的变革，对文绣的冲击不可低估。她开始接触报纸杂志，也留意到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等观念。
婚姻冷淡、地位尴尬、自我意识又逐渐觉醒，三股力量托着她走向一个当时极为大胆的决定——离婚。一九三一年，文绣向溥仪提出解除婚姻关系，遭到强烈反对。对这位末代皇帝而言，被日本人监视、被各路势力操纵尚可忍受，“皇妃敢休皇帝”，却有损颜面。
僵持了一段时间后，文绣索性登报声明，希望世人知道她的真实想法。这在当时无疑掀起不小风波。报纸上“皇妃求离婚”的标题本身，就足以吸引大量围观。那些习惯于看“皇帝纳妃”的读者，突然被提醒：时代真的变了，连皇帝家的婚姻，也要面对新式观念的挑战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一事件中，文绣并未刻意通过渲染苦情来博取同情，也没有写出太过激烈的控诉语句。她的态度更多是一种冷静的坚持：既然两人没有感情，就不如各自安好。这样的表达方式，在那个讲究“贞节牌坊”的社会氛围中，显得颇为另类。
经过反复交涉，一九三一年年底，这桩“清室离婚案”终于得到解决。文绣被撤去封号，正式成为平民。离开这一段婚姻后，她的人生轨迹回归普通。后来嫁给了一位少校军官，生活相对安稳，一九五三年因病去世，终年四十四岁。
从传统标准看，文绣并不是那种“国色天香”的类型。但在很多研究者眼里，她身上那种不愿做“附庸”，敢于走出体制、主动追求个人自由的勇气，反而是一种更难得的“美”。那种美，不光是容貌，而是一种姿态。
说到底，她是身处旧时代尾声的新女性样本之一。读过一些近代报刊就会发现，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，上海、北京、天津的报纸上，关于“自由恋爱”“女子教育”“女子就业”的讨论并不少见。文绣的选择，正好落在这股潮流之中，只不过由于她的特殊身份，格外醒目。
三、伪满宫廷里的两张面孔：谭玉龄与李玉琴
在溥仪几位妻子中，有两个人总让人觉得有些神秘。一位是“伪满皇后”中的宠妃谭玉龄，一位是后来被安排入宫的李玉琴。两人都与伪满洲国时期有关，却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路。
谭玉龄生于一九一九年前后，汉族，伪满时期被册封为“祥贵人”，溥仪给她起字“田贵人”。从现存照片来看，她脸型圆润，眉眼温柔，笑容里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亲近感。按照当时的说法，她“年轻貌美，性情温顺”，在伪满宫廷中很受溥仪宠爱。
为什么偏偏是她受到宠爱？一方面，性格合拍确实是一大原因。有伪满宫内侍人员回忆，谭玉龄说话细声细气，却不至于过分软弱，处事周全，对上对下都懂得分寸。对溥仪这样长期生活在紧张、猜忌和监控环境中的人来说，一个能让他稍微放松、说几句真心话的“枕边人”，自然显得特别重要。
另一方面，有观点认为，日本关东军也有意纵容这种“沉溺后宫”的状态。溥仪若忙着在宫里宠妃、安排日常琐事，对政局就更难产生实质影响。不得不说，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，就连一段看似纯粹的男女感情，也难以完全脱离外部势力的算计。
一九四二年，年仅二十四岁左右的谭玉龄在长春突然去世，官方说法是因病亡故。坊间则流传诸如“被日本军医误治”、“因不配合日本人要求而被害”等多种版本。受限于现有史料，很难完全还原事实，但她英年早逝已是定论。照片上那位笑容含蓄的年轻女子，转眼就成了伪满宫廷里短暂的一个影子。
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，是李玉琴。她生于一九二八年，吉林延吉人，汉族。据她本人回忆录所述，一九四三年前后被日方人员挑选，送入伪满宫廷，被册封为“福贵人”。那时她不过十六七岁，年纪小、外貌清秀，是典型的东北姑娘模样，脸蛋白净，眼神里有一种青涩。
有史料指出，李玉琴入宫的过程，更多反映的是日本当局对伪满宫廷的完全掌控。表面上是选妃，实则是安排一个便于监视、通消息的人物。她与溥仪之间，几乎没有普通夫妻那种感情基础。两人相差二十二岁，一方是被塑造的“末代皇帝”，另一方是被挑选的“伪妃”，这样的组合，本就透露着尴尬。
老照片中，两人合影时往往保持着规矩的距离，神情也算平和。李玉琴后来在回忆里说，溥仪对她并不热情，有时候心情不好，还会拿她出气。整体而言，这更像一段被时代“强行拼贴”的关系，而不是主动选择的结合。
一九四五年伪满洲国覆灭后，溥仪在逃亡中被苏军俘虏，交给苏联。李玉琴则辗转回到东北老家。一九五五年，溥仪被押解回国，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，二人日渐失去联系。直到一九五七年前后，李玉琴进京办理离婚手续，这段名义上的婚姻才彻底画上句号。
离开这段特殊身份后，李玉琴的人生反而走得比较稳。她在图书馆工作过，后来与一位工程技术人员结婚，过起了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。从这一点看，她算是溥仪几位妻子当中，结局相对平和的一位。容貌依旧娴静，只是少了宫廷时代那种局促感，多了一些世俗生活打磨出的踏实。
回头看伪满时期这两位女性：一位短命却曾获得真心宠爱，一位生前处理的多是尴尬角色，却最终回归了普通人的轨迹。她们的“美”，一个在柔情，一个在淡定。相同的是，都被卷入了一个依附于侵略势力的伪政权之中，命运多少带上了被动色彩。
四、从“皇后”到“家里人”：李淑贤与溥仪的平凡收场
如果说婉容象征着凋零的贵族时代，文绣代表敢于挣脱旧礼法的女性，伪满宫廷中的谭玉龄、李玉琴体现的是被夹在侵略势力与残余王权之间的复杂身份，那么李淑贤，则把最后一笔画在了“回归普通”的结局上。
李淑贤出生于一九三一年，北京人，比溥仪整整小二十五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在北京一家医院当护士，受的是正规医护培训，性格直爽，又不失细心。她与溥仪的相识，并非因为门第匹配，也不是政治联姻，而是很生活化的一次安排——需要人照顾病人，找了个护士而已。
一九五九年，溥仪获特赦出狱，结束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十年的管教生活。后来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做园丁，又在政协机关担任文史资料专员。长期的劳累和早年的病痛，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。一九六〇年前后，有人提议给他找个伴，一来照顾生活起居，二来让这个特殊人物在情感上也有个依托。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李淑贤走进了他的生活。一开始，她只是责任在身的护士，按时给他量体温、配药、做饭，照顾起居。两人之间的相处，倒有几分“病人和护工”的味道。日子久了，相互熟悉，有人从中撮合，就有了组合家庭的想法。
一九六二年，两人在组织关照下登记结婚。结婚时，溥仪已经五十六岁，李淑贤三十一岁。从身份角度看，他是经历过帝制、伪政权和战犯改造的特殊人物，她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线工作者；从婚姻实质看，这更像是一种“老来有伴”的搭配。
照片中这段时期的溥仪，已经完全看不出昔日皇帝的锋芒。戴着普通眼镜，穿着中山装，表情略显木讷。李淑贤则扎着简单发髻，穿素色衣服，看起来就是再普通不过的北京妇女。在家里，她会数落他不会做家务，也会提醒他按时吃药。溥仪偶尔发小脾气，也不过是气急败坏地说一句：“你别老管我。”听起来，与普通家庭吵嘴并无二致。
这种状态，与他早年在紫禁城里对后妃的态度，迥然不同。过去，身份悬殊大到不用认真面对妻子的心声，如今，则必须学会适应一个平等的、讲道理的家庭关系。这种落差，对溥仪来说，不啻于另一种形式的改造。
有资料提到，李淑贤并不热衷“末代皇帝”这顶帽子。在单位里，她更愿意别人把她当成普通职工。在生活中，她抱怨过溥仪身体不好、花钱大手大脚，也抱怨过他有时过分自怜。这些抱怨，说穿了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夫妻间“唠叨”。不得不说，正是这一层“普通”，把历史人物从神坛拉回到家常日用，也让人更容易理解那个时代“改造人”的努力方向。
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，溥仪因肾癌在北京医治无效去世。李淑贤守在病床边，看着这个跟自己相处不过几年的丈夫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按照当时的安排，溥仪遗体被火化，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的公用骨灰堂，后来才在一九八〇年迁至清西陵昌陵妃园寝附近新建的墓园。李淑贤则在此后独自生活，直至二〇〇一年去世，葬于北京，夫妻二人并未合葬。
有人据此猜测，两人之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爱情，其关系更近似于“互相照应的亲人”。这种看法也不算离谱。按年代算，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五年左右，而且是在溥仪晚年，身体状况恶化的前提下，更多是照顾和扶持。与其说是浪漫爱情，不如说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，一种带有政治安排色彩、又不失人情味的结伴。
从审美角度看，李淑贤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美女”。但她身上的那种干净朴素、踏实能干，却有一种别样的耐看。她的“美”，不靠华服首饰，也不靠宫廷礼制，而是体现在端盆送药、整理床铺、耐心倾听这些细枝末节里。
回望溥仪几段婚姻，不难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变化：早年的妻子，多与权力、礼法、门第相关；越往后越接近普通人的逻辑，到了最后，变成了在厨房、病房里相互照料的伴侣关系。这种变化，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大起大落后，逐渐走向新秩序的一种侧面印证。
从老照片来看，婉容的美，偏贵气、偏书卷；文绣的美，在神态里的那点倔强；谭玉龄的美，是柔软中带点谨慎；李玉琴的美，很青涩，也略显局促；李淑贤的美，则朴素而实在。脸庞会老去，五官会被时间模糊，真正留在史册里的，往往是她们在大时代洪流中做出的那些选择，以及在困境中展现出来的性格。
同样围着一个“末代皇帝”转，每个人的结局千差万别：有人郁郁而终，有人转身而去，有人香消玉殒，有人归于平凡，也有人在普通生活中把最后几年过得安稳。她们的故事，连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从封建王朝残影、军阀混战到侵略战争，再到新国家建立的长卷。单看谁更美，其实不免肤浅。放进历史背景里再细看，才知道那一张张老照片背后，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在哪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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